最近，國內一家大型藥品企業的南京醫藥(11.29,0.05,0.44%)代表向媒體提供了一份藥廠給醫院的供貨單，暴露出來的黑幕令人觸目驚心：一種名叫“注射用奧美拉唑鈉”的藥，廠家給醫院的價格是3.8元，醫院的零售價竟然是98元錢。這位醫藥代表報料說，“沒見過不要回扣的醫生”，有的醫生開口就赤裸裸問回扣是多少，“遇到姿色好的女醫藥代表，有的醫生甚至暗示要陪他上床”。有一個三陪女當醫藥代表后沒幾年就擁有了別墅和高級轎車。

醫療費用居高不下，與醫療腐敗有著最直接的關系，因為腐敗所衍生出來的所有成本都悉數甚至加倍轉嫁到了患者身上。醫療領域的反腐敗工作搞了這么多年，為何遲遲不見效果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以行政手段而不是以法律手段去反腐。相當一部分醫療腐敗行為都已經涉嫌違法犯罪，不用法律武器而靠行政力量去治理，純屬藥不對癥。

眾所周知，衛生主管部門與它的監管對象———醫療機構之間，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，讓彼此存在利益聯系的雙方構成監管與被監管的關系，本身就是一種錯誤的制度設計。事實也正是如此，2005年，我國內地衛生系統共查處收受“紅包”問題178件，處理違紀違規人員142人；查處醫療亂收費問題431件，涉及金額399萬元人民幣，處理違紀違規人員824人。這竟然是整個中國2005年衛生系統反腐的全部成果！面對如此疲軟的查處力度，醫療腐敗愈演愈烈也就毫不奇怪了。

除了查處力度的疲軟，衛生系統還對醫療腐敗屢屢表現出仁慈的一面。2004年，浙江省瑞安市人民醫院共有59名醫務人員收受藥品、醫療器械回扣，回扣總額高達115萬元，醫生最高收受回扣17萬元。匪夷所思的是，該醫院院長非但沒有被免職、降職，反而被提拔為衛生局黨委委員。從中可以看出，由于身處利益之中，監管部門對治理醫療腐敗根本無法下狠手。

事實上，迄今為止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通過行政的力量有效遏制、打擊腐敗，除了法律的嚴厲懲處，再沒有更好的措施。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，德國醫療腐敗問題一度非常嚴重，德國律師機構對整個醫療界提起訴訟，要求法院追究醫療界的種種違法行為。司法介入后，很多醫生的財產被清查，一些被認定有腐敗行為的醫生被吊銷了行醫執照。德國的醫療腐敗就此談出人們的視野。

我們缺少的就是這種法律懲處力度。過去，醫療領域的腐敗很大程度上鉆了法律的空子，比如對于收取回扣的行為，由于公立醫療機構不能列入公司、企業的范圍之內，相應也就不能以“公司、企業的工作人員”身份列入受賄主體，這使得相關腐敗行為難以受到應有的懲處。但是，2005年12月24日首次提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刑法修正案(六)草案，把刑法第163條(原公司、企業人員受賄罪)主體由“公司、企業的工作人員”擴大為“公司、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”，就為將醫院納入經濟犯罪范疇提供了法律依據。

醫療腐敗導致醫療費用高漲，嚴重損害了公眾的利益。面對有關部門監管的不力，我們必須盡快完善相關法律，以法嚴厲打擊腐敗行為，讓腐敗者付出令其足夠高的成本———嚴重的甚至讓其傾家蕩產，那么，醫療領域的腐敗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肆無忌憚、愈演愈烈。同時，我們也應該加大對醫療領域的財政投入，并對以藥養醫的醫療體制進行改革，多管齊下，才能徹底解決醫療領域嚴重的腐敗問題。